Space as Metaphor

“The Reader”（朗读者）这部电影中，”Reading”（阅读或朗读）在电影中的含义既复杂又单纯。我们会思考，Hanna的悲剧是否真正来自于她不具备阅读能力而羞愧于这一事实，而Michael为什么在已经看出Hanna悲剧原因的时候没有法庭指出？就象小说中第一人称的Michael自己发出的疑问：“如果汉娜的动机是害怕暴露真相的话，当罪犯的真相极其可怕，而做文盲的真相根本无害，她为什么宁愿舍其无害而取可怕呢？”在国外，我看到了太多重复的阅读现象，在学校教育中，阅读材料几乎是每门课程的进行基础，在日常生活中，地铁上、咖啡厅里、室外公园里，几乎所有的人的独处状态都是以阅读作为伴随。阅读是既常见又重要的普遍性行为，用眼看，用脑读，用心思。如果一个人不具备阅读的能力，就好像天鹅群里的一直丑小鸭，各方面都低人一等，她当然会把自尊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其实阅读能力并不局限于识字，阅读的过程是同作者分享信息的过程，有些信息浮于字面，更多的深刻意图只有在试图阅读，特别是在懂得阅读的读者那里才能被获得，并得以分享。文学、音乐、戏剧、绘画、雕塑等都属于需要观察者有意识进入形式，深入到其背后的艺术形式。尽管有些时候，文字的晦涩深奥、图像的模糊不清会让读（观）者和作者之间产生距离，但我相信，没有作者不希望读者能够了解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但是由于深意和人们可触及到的媒介—无论是文字、图形、色彩、旋律还是体量—之间天生的思于物之间的形式鸿沟，很多时候要求读（观）者们能够掌握一定的“阅读”能力。

除了“阅读”能力，我觉得现阶段中国更需要的是一种“渴望”去阅读的态度，一种对待艺术和文化的严肃态度。我从美国回到国内后，一个明显的感觉是，国内好像没有一种认真的讨论学术和严肃话题的气氛，在朋友的聚会上，甚至会议上，人们仿佛都很难进入庄重氛围的机会。就象曹文轩说的，一个本就没有宗教感的国家，变得更加的肆无忌惮，更加缺乏神圣感。他认为，“在这样的语境下，中国文学没有把持住自己，引领国民走向雅致，走向风度，走向修养与智慧，而是随着每况愈下的世风，步步向下，甚至推波助澜”。从这一角度来讲，建筑、景观等城市空间作为比文学离人们日常生活更贴近的艺术形式，应该尽可能的避免浮于表面，应该具备相当的“阅读深度”。流于形式和点滴小聪明般的游戏，和文字中的“段子”现象一样，为流行成为流行，在嬉笑之后迅速消失在无边的空气中，经不起批判和推敲。

前一阵看过的一本叫做《我们什么也没看见》的书很有意思，怀疑的是那些所谓的艺术爱好者，居然视而不见，盲目到近在眼前的东西都居然无法看清的问题，通过讲述严肃问题——即已经被转化为难以解释的个体化的生理问题的认知，提出认知要求有意识，盲目代表无意识，人的阅读需要主动意识的参与，这也是“艺术，让人成为人”的原因。对创造性人的产物的认知，会更好的了解人的自身。简单的说，需要有意识进行阅读是因为作品和思想之间存在距离，作品的作者和读（观）者的思想之间存在距离，我们——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观）者——同我们自身之间也存在距离，距离产生的是空间，是以交流需求为本质的空间(communicative space)。在工业革命之前，交流空间两边是表达（representation）同自然、神学（宇宙观），穿越两端的任务由画家来完成，并且最终表现并固化于建筑形式之上。经过现代主义时期的交流空间的缺失，通过建筑哲学家的努力，交流复兴的希望已经越来越明显。

在电影中，“阅读能力”被提升到有关人的尊严的地位，任何能够保持住尊严的牺牲都是值得的，无论Michael Berg，还是Hanna Schmitz，都把社会公开语境下的尊严看的比别的（甚至是其他人的生命和个人的自由）都重要，而在个人私下状态下，被世俗价值观所极端看重的伦理，在他们眼中和现实行为中，却变得无足轻重，只在当Berg踏上Hanna工作的电车的第二节车厢的时候，才短暂的出现，而后就很快被他们自身的快乐和幸福所冲淡。“阅读”在电影和小说中，以工具和线索出现，引起观（读）者对尊严、伦理等之间关系的思考，这种“阅读”是深刻的，更是多义的。 人的其他“阅读”行为，其实和在人于电影以及文学作品之间产生的“阅读”没有本质区别，建筑方面，只不过建筑太习以为常，人们放弃了“阅读”的欲望，久而久之，用尽废退，“阅读”的本能也会丧失，而我们建筑师作为创造建筑的一方，应该努力思考，重拾这种本应存在于人的生存本质范畴内部的“阅读”的欲望。

几天前，由于写文章的需要，需要查阅一些天津市院70年代早期的图纸，于是按照一般的程序，先直接打电话到他们设计院的总机，接电话的小伙子说话天津味很浓，不出意料的被直接回绝：“要查的话请去天津档案馆。”这不难理解，随便谁都能进到他们单位看图，也不现实。下一招，打电话给要找的图纸中建筑所属单位，也就是天津友谊宾馆，这回接电话明显是前台顶房的服务小姐，被我说的一头雾水的她把电话转到了“办公室”，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单位组织结构的一个部门，再次交流之后，我被告知想看图并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必须要经过他们的上级主管部门——天 津旅游集团的领导同意，这明显是个推诿借口，如果按照她的说法，那天津旅游集团如果为了满足我这个行业外一小人的要求，一定还要征求他们的上级天津政府的 批准，一看，这条路也不同。没办法，原来自己想好的办事尽量不麻烦熟人的原则也没办法遵守了，于是联系在天津市院工作的同学、师弟、老师，原来他们自己人 看图也不容易，怕给人家添麻烦，我决定直接给他们单位的大院长打电话，原因很简单，首先，只有大院长能指使得动归档部门的工作大姐们挪动屁股，其次，一般 来说，这类上了年纪的老前辈比起中年人来说更乐意照顾甚至提携我们这些年轻人。

这 条路走的倒是一帆风顺，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图被他们的刘院长直接提了出来，就放在他的办公室等我去看。看完、扫描完之后，我借还图纸的借口，自己去了一 趟他们存放这些有三、四十年历史的图纸的地方，原来阴凉潮湿的房间就是一栋家属住宅楼的地下室，完全没有任何控温调湿的设备，放在架子上的珍贵图纸早就破 烂不堪，有的上下张已经粘在了一起，只得在中间撒上一些滑石粉试图将它们分开，那里的气氛是凄凉的，我真是提他们可惜，没有条件保存这些在中国现代建筑史 中相当重要资料，将会带来的损失早晚让所有相关的人惋惜不已。

这个时候，这种短文总要和美国相对应的情况进行对比，我当然也需要不例外，因为本来我的遗憾之情也是由于有了和在美国查找资料的经历相对比而产生的。为了找有关于美国的第一座真正意义的国际主义风格建筑，费城的PSFS大厦的资料，我一共去过四个图书馆、资料室和档案馆，分别是费城的宾大建筑档案馆、费城的Athenaeum Museum、Delaware的Wilmington的杜邦家族的Hagley 博物馆和图书馆，以及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学院的Avery图书馆的档案馆。首先，任何人都可以去这些机构查资料，并且没有任何费用，只需要事先联系，约好时间，到时出现就好了，一般来说，这些图纸和照片甚至模型都单独存放在特殊场所中，尽量减少环境的破坏。看图需要带上手套，作记录 只能铅笔上阵，有专人监督，并且很乐意帮助你handle那些纸张，主动帮你提供你所为知的藏品。我所去过的这类存放历史纸质书籍最经典的地方是宾大美术图书馆的古籍室，防盗电子锁把门还不够，古籍室旁边就长期坐着一位图书馆职员，看书的人要防止对着纸张呼出二氧化碳，大书要放在特制的海绵三角块上，时间和人数也是严格控制的。

这些研究机构所在的环境都相当好，每个都是位于当地保护的建筑内部，我印象最深刻的是Hagley，那其实是一片庄园似的区域，位于Delaware州首府Wilmington市北郊，图书馆的单体建筑都不大，并且距离较远，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没有开车，步行在园子内在相邻的建筑之间来回往返根本不现实，大片的草地，小路的深处会引领到杜邦家族后代依然居住的房子，这里让我想到了费城北郊的cherry hill，那里有文丘里和康的小房子。我在Hagely待了两天，白天从窗向外看去，草地上和水渠里有好几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小动物。和我一起查资料的基本上都是年龄比较大的白人，有的老人坐着轮椅，有的柱着手杖一大早踱进来，晚上在踱出去，一待也是一天，用王安忆的话说，那里“避世却不离世，与大世界相通，它可藏身，又可送你上青天”。

PSFS大厦是美国20世纪30年 代初建成的第一座钢结构高层建筑，在现代建筑史上相对有一定的地位，这几个机构基本上保存了相关的所有资料，从照片到信件到财务清单，甚至还有当时有关的 所有剪报资料。我们不能说因为中国的建筑受到的关注少就说它不重要，几十年之后，那些在地下室里等着被毁坏的图纸也将会被人们重视起来，排着队争相观看。 国内的保护条件只有在保护意识建立起来之后才能真正提升，不知道，这一过程需要多久？

现在的新图书馆，比如新建成的国家图书馆北楼，巨大的中厅把书库和阅览挤到四面，应该以书和人为主体的空间被大而无用且耗能的超高层高的空间取代，就算是“国家”图书馆的新楼，这么要“气派”和“豪华”又 有什么用呢？在美国到过的大学现代化图书馆无不以低矮、井字梁承重的书库为主体，可以和机场后机厅长度相比的横向空间，一行行的书架密密麻麻，从一处远 望，对于建筑学的新生来说，就是最好的一点透视的实例，不用图板白纸，依旧能够视觉体验那种无限重复产生的空间感受。新国图，书与书隔开了，人与人也只有 遥遥对望，走不到书架丛中，触不到可能几十年积攒的尘土，嗅不到纸张的草本和霉味，遇不到可能在书架对面偶然出现的情缘，读书和觅书的乐趣何处去寻呢？